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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2期
《中国留苏学员托洛茨基反对派始末》
张泽宇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英文标题
    摘要 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苏学员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产生于大革命失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其成员均由于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接受了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的思想。他们在中国留学生中开展活动,针锋相对地反对苏联当局的政策,策动中国国内的托派组织建立并为其提供理论思想上的支持,其行为的不断升级最终导致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整肃,成为导致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运动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字 中国留苏学员,托洛茨基反对派,莫斯科中山大学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4)12-0019-0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曾为中国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培训了大批留学人员,共有近1400人①(这一数字为笔者统计,主要依据下列资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71号记录》(1929年12月16日),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17,目录161,卷宗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Г·В·Ефимов:изистори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трудящихсяКитая.——《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77,№2.Г·В·叶菲莫夫:《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史》,载《远东问题》,1977年第2期;В·Н·Усов: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помощьСССРвделеподготовкикитайскихпартийныхи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кадровв20——30-егоды.——《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87,№5.В·Н·乌索夫:《20—30年代为培训中国革命干部所做的国际主义援助》,载《远东问题》,1987年第5期;郝世昌李亚晨:《留苏教育史稿》;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以及若干亲历者的回忆录。)。这批留苏学员诸如中共学员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以及国民党学员蒋经国等人对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留苏学员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他们积极活动,并帮助国内的托派建立组织并提供经济和思想理论方面的支持,对留学苏联运动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运动的影响非常深远,直接导致后者的过早结束。笔者根据最新的解密档案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留苏学员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来龙去脉加以详细论述。    

    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斗争是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形成的根源    

    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争夺领导权而展开了一系列斗争。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1879—1940)是苏联核心领导层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直接领导人及红军创始人,1918—1924年间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1926年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9年被驱逐出境,1940年被“格别乌”特工刺杀于墨西哥城。托洛茨基思维敏捷,文笔出众,擅长演讲。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影响很广,其理论自成体系,信仰者甚众,是斯大林问鼎苏共领导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在如何诠释列宁主义以及如何发展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矛盾,同样,他们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断也大相径庭。这种分歧对中国留苏学员产生极大的影响。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帝反封建,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合[1](p.78);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反封建,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必须旗帜鲜明地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pp.86~87)。斯大林在1927年的4月21日、7月28日和8月9日先后发表题为《中国革命问题》、《时事问题简评》和《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的演讲,将中国革命分为广州、武汉和苏维埃革命三个阶段,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国民党是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对其进行改造,虽然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属于无产阶级,但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广州阶段)和第二阶段(武汉阶段)中共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1](p.78);托洛茨基从其“不断革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右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工具,是不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走独立的斗争道路,绝不能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1](p.86)。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共产党员可以将国民党军队改造成革命的武装,因此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只需在国民党军队“搞好政治工作,占据某些领导位置”,就能使国民党军队“遵循正确的道路前进”[1](p.79);托洛茨基指出,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只是对苏联相应制度的模仿,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共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1](p.86)。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来看,二人都各有正确和错误之处。斯大林正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实力较弱的始创阶段,应该通过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来壮大自身,但他将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过分压制中共的作用,机械地将俄国革命的经验套用到中国,斯大林及其领导联共(布)的这种错误认识成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和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右派和中派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估计是准确的,他所提出的中共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建议都是正确的,但他要求中共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到处树敌、四面出击的错误观点无异于使力量尚且薄弱的中共自取灭亡。

    二、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形成与活动

    1927年春夏,国民党与中共分裂,大革命宣告失败。这一始料不及的突变给中国留苏学生以莫大的打击,部分学员开始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莫斯科中山大学(УниверситетТрудящихсяКитаяимСунь—Ятсена)是中国留苏学生所在的主要院校,这里聚集了一批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重要成员,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Карл·Ладик)、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的哈莫夫尼切斯基区托派领导雅可夫(М·П·Жаков)、教员普里戈任(А·Г·Пригожен)、金戈尔(Гингор)、贝拉·爱普施坦(Белла·Эпштейн)等人[2](p.251)。他们在教学中不失时机地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如拉狄克在中国革命史课上指出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的封建成分已经消除,因此中国农村的斗争主要为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帝国主义的同路人,它的革命充其量只是土耳其凯末尔式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建立自己的武装[3](pp.148~149)。由于云集众多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加之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集中于此,所以,莫斯科中山大学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策源地和发展活动的中心。
    1927年4月至5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马尔蒂诺夫(Мартынов)在中山大学举办一系列报告,主要从苏联的立场分析探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原因。中大学员綦树功、徐云卓和蒋经国认为马尔蒂诺夫的观点有误,遂与之展开辩论。他们还在课余时间拜访金戈尔、普里戈任等托派教员,共同探讨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和教训。普里戈任将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文件拿给綦、蒋、徐阅读,他们基本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思想,成为中山大学中国学员中最早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截至1927年秋季,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已初具规模,拥有成员30人,其中核心成员19人,包括:王文怀、王志豪、文谔、李冠英、林爱民、陆渊、刘仁寿、梁干乔、徐尘安、肖长宾、冯强、黄菊、褚怀德、陈琦、杨华波、綦树功、徐云卓、蒋经国、邓仪生(国民党员);积极分子包括:高衡、戈春爱、宋逢春、冯洪国、曾洪易、白云飞、董汝诚;外围成员以及同情者包括:屠庆祺、区就宪、陈原道、董亦湘。同时,就读于其他部分院校的中国学员如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институтимениЛенинавМоскве)的刘仁静、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ТрудящихсяВосто-ка)的王平一、郭妙根、罗汉、段子亮也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犤4犦。众多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中,最为活跃的是冯强、梁干乔、褚怀德和陆渊四人,尤其是陆渊,他曾系统地研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是“中山大学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中最为著名的理论家”[5](p.166)。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苏联尤其是中山大学教师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保持密切联系。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经常与中大的托派教师雅可夫和普里戈任等人进行秘密会谈,后者向前者提供托洛茨基的理论文章。雅可夫曾安排綦树功等人与托洛茨基会面,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问题[2](p.257)。
    第二,集中力量进行托洛茨基的著作、文章和文件的翻译工作,尤其侧重托洛茨基在担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期间的书信和文件。
    第三,通过墙报和辩论两种途径在中国留学生中开展宣传工作。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有效利用墙报作为宣传工具,发表一系列文章,例如担任墙报编委会编委的蒋经国就曾发表多篇文章:《我从不说是》一文号召中国留学生要勇于同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进行斗争,《中国民族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则尖锐批判了中共完全执行苏联政策的错误方针,这两篇文章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2](p.256)。托洛茨基反对派还利用课堂辩论的机会,与拥护斯大林路线的同学就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展开辩论,以此向学员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观点。在这方面,蒋经国同样表现比较突出:他经常手拿一叠材料,飞快地翻动,讲话好比机关枪,能很快抓住问题要点,找到适当的论据驳斥对手,表现了出色的辩才[6](p.18)。
    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的积极活动引起了联共(布)领导层的注意。1927年5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拉狄克中山大学校长的职务,另外两位有托派嫌疑的苏联教师普里戈任和达林也被开除[7](p.57)。此后的“红场事件”的爆发使事态进一步升级。1927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典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成员王志豪、邓仪生、李冠英、林爱民、陆渊、梁干乔、徐尘安、冯强、褚怀德、杨华波、肖长宾11人潜伏在游行队伍中,当游行人群经过红场列宁墓时,他们突然亮出早已准备好的标语,高呼“联共(布)中的法西斯分子滚蛋”、“托洛茨基主义万岁”、“托洛茨基反对派万岁”等口号,进而与在场的斯大林路线拥护者发生冲突并演变为群殴,引起红场一片骚乱。维护秩序的军警制止了骚乱,没有人被捕[8]。
    中国留学生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红场事件”中的表现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非常震惊,立即责成中山大学校方彻底清查。此后不久,中大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上,以137人赞同、6人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开除托派分子党籍的决定。1927年11月10日,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冯强、梁干乔、褚怀德、王志豪、李冠英、杨华波、陆渊、林爱民和邓仪生的学籍。1927年11月22日,遭到开除的学员陆续被遣送回国。

    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留苏学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   

    “红场事件”以及托派骨干分子的遣送使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1927年12月,拉狄克秘密会见綦树功并下达指示:尽快在新学员中发展势力,争取在中共内部建立新的党派[2](p.268)。由此,中大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将发展新成员作为工作的重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赴苏留学的新学员与以往不同,他们大多富有革命经验,亲身参加了大革命运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全过程,部分学员对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威产生怀疑,急于探求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前文指出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虽然存在很明显的错误,但他提出的中共脱离国民党、建立军队开展斗争的主张正切合他们在革命失败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这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发展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文谔和陈琦的影响下,很快便有一批新学员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观点,加之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两校的托派分子合二为一。截至1928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已增至30人,其中骨干分子包括:安福、卞福林、李平、范文惠(范金标)、季维方、季达才、赵济、楚静丹、王凡西(王文元);积极分子有廖彦唐、黎采莲、陆梦衣、卜德琦、谢英、徐乃达、吴季严、曾猛等人。
    随着宋逢春、戈春爱、罗汉、段子亮、徐尘安、肖长宾等托派成员纷纷回国,新一届托洛茨基反对派领导班子确立成为当务之急。1928年9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派成员在莫斯科郊外的树林中举行秘密集会,推选安福为书记,范金标为组织委员,王文元为宣传委员,曾猛、卞福林为干事,李平、谢英为候补干事,安福、范文惠和王文元组成托派领导决策机构“最高委员会”。会议确定了新时期中山大学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策略,具体包括:
    1.在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势力,充分利用新学员对教学内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不满情绪,通过同乡关系开展活动。
    2.侧重于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影响,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向中共代表团成员散发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文件。
    3.继续与苏联和中国国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保持密切联系。[3](pp.83~84)
    1929年5月,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再次召开会议(地点仍选在莫斯科郊外的树林中),范文惠、卞福林、谭伯龄、安福、王凡西、李平、赵济、刘胤、赵言轻、万楚林、季达才共11人参加会议。大会改选“最高委员会”,万楚林、李平和赵言轻被选为“最高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成立了直接隶属于“最高委员会”的一级行动组织“战斗委员会”,委员包括刘胤、赵济、王凡西、季达才和曾建泉。“战斗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内对斯大林路线不满的学员,开展直接斗争,其存在期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十天会议”向党支部发难,引发了党支部与部分学员之间的矛盾斗争,但是并没能颠覆党支部的领导地位。1929年8月,由于王凡西、刘胤和赵济先后回国,“战斗委员会”停止活动。
    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人数有所增加,截至1929年末,中大托派成员人数已达到80人,另有几十名同情者。除此之外,莫斯科其他院校也有若干托派小组织活动,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莫斯科步兵学校,为10—15人,由鲁也参领导;列宁学院的托派成员为马员生和朱代杰,他们都通过由贾重周和李平领导的“秘书处”与中大的托派组织保持联系。

    四、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瓦解

    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不断升级,引起莫斯科中山大学校方以及苏联当局的重视,对中国学员中的特殊动向尤为敏感,多次在中国留学生中开展行动清查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29年7月26日,一名中国留学生(具体姓名不详)写匿名信给中大校长威格尔,指出中山大学存在“反革命的托派分子”。信中开列了一份33人名单,其中包括托派骨干分子王凡西、王文怀、王靖涛、刘胤、赵济、范文惠、季维方、谭伯龄、高衡、陆梦衣、黎采莲、綦树功、谢英,共13人[10]。奇怪的是,这封能够给托洛茨基反对派以致命打击的重要信件迟至1929年10月才送到威格尔手中,此时名单上列出的托派骨干成员多数已回国,没能对其施以有效惩戒。1929年10月20日,威格尔将信件、名单的拷贝件分别送交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引起苏共领导层高度重视。另一件引起重视的事件是在1929年9月,莫斯科炮兵学校的教官在中国学员的宿舍发现一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传单,其第一句话就是“住在斯大林监狱里的同志们,醒来吧!”教官认为此事性质十分严重,将传单上交,成为中国留学生中存在托派分子活动的证据[11](p.45)。这两件事使苏联领导层相信,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留学生尤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必须加以严格整肃。
    1929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清党调查工作正式开始。清党委员会主要由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Я·К·Берзин)、共产国际东方部干部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共产国际监察委员安加雷蒂斯(З·И·Ангаретис)、列宁学院院长基萨诺娃(К·И·Кирсанова)以及部分中山大学支部局成员组成[12](p.407)。在肃托清党过程中,又有一名姓名不详的中国留学生向调查委员会提供一份中大托派成员名单。不难发现,这名告密者一定与中国留学生托派组织有很密切的联系,或者就是其中成员,因为他所提供的名单比上一份名单要具体、准确得多。名单共81人,包括:
    1.托派骨干成员并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的,共12人:安福、卞福林、范文惠、季达才、傅学礼、王靖涛、季维方、谭伯龄、赵言轻、綦树功、王文怀、黄菊。
    2.托派一般成员并有间接证据证明的,共13人,包括蔡泽民、刘建云、邵其功等人。
    3.有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嫌疑或托派同情者,但缺乏确凿证据,共56人,包括张崇德、方绍原、刘贺声、廖朋民、于纪棠、潘树人、关爱康等。[2](p.287)
    调查委员会开始锁定名单上的重点成员,进行单独讯问,施加压力。在这场考验意志的较量中,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领导层重要成员赵言轻首先败阵。1930年1月21日,赵言轻向中山大学党支部自首并提交一份“自白书”。在“自白书”中,赵言轻列出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60人(其中包括王凡西、刘胤、赵济、肖长宾等已经回国的托派成员)以及列宁学院的托派成员马员生、步兵学校托派分子鲁也参和李晓声等人[13]。1930年1月28日,赵言轻完成所有的供述后在寝室自缢身亡。
    赵言轻的供述及自杀在中山大学引起非常大的反响,成为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彻底崩溃的开始。此后不久,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最高委员会”另一名成员李平自首,他向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更为准确的名单,共88人,包括托派骨干分子、活跃分子、同情者以及受托洛茨基思想影响的学员。至此,已经秘密活动两年半的中山大学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完全“浮出水面”。
    1930年2月8日和10日,“格别乌”开始根据赵言轻和李平提供的名单分批抓捕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第一批共逮捕25人,包括安福、卞福林、万志凌、谭伯龄、范文惠、季达才、王文怀、贾重周、胡鹏举、邱济成、张崇德、赵一帆、方绍原、刘贺声、江淮安、荣力、李一凡、唐有章、江翼谋、鲁也参、李晓声、李石勒等。此后不久,王靖涛、黄菊、马员生、潘树人、邱庆臣、李子白、刘寒冰等11人被捕犤14犦。1930年7月20日,由索里茨(А·А·Сольц)、安加雷蒂斯、特利里塞尔(М·А·Три-лиссер)、别尔津和阿尔图佐夫(А·Х·Артузов)和基萨诺娃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中国留学生托派分子判决如下:
    邱庆臣、李子白、赵一帆、方绍原、范文惠、刘寒冰、胡鹏举、刘贺声、马员生9人判处5年劳改;江淮安、张崇德、荣力、李石勒4人判处3年劳改;
    安福、谭伯龄、王靖涛、李一凡、唐有章、江翼谋等人分别被判处1—3年劳改;
    部分托派成员被下放到工厂:万志凌、黄菊等人到伊万诺沃(г·Иваново)、季达才到下诺夫哥罗德(г·НижнийНовгород)的工厂进行强制性劳动。
    李平因为“认识错误比较深刻并揭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以及其他军事院校的托派组织”而免于刑事处罚。
    至此,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完全瓦解。

    五、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影响

    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中国国内托派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留学苏联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它催生了中共内部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并成为导致这一时期留苏运动结束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
    对中国国内托派组织的影响。1929年4月,莫斯科的中国托派学员在莫斯科炮兵学院的学生宿舍召开会议,集中讨论托派学员回国后如何开展活动。与会的多数代表赞成回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建立秘密组织,采取地下活动方式,刘仁静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不应该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毫无用处的党内活动上,必须直接在中国共产党以外建立独立的托派组织,他也确实在回国之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建立了独立于中共的托派组织。
    中国留苏学员中被遣送回国以及未被查出、按期毕业并通过正常渠道回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回国后便积极开展活动。1928年12月,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分子在上海陆渊的家中举行集会,成立“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史唐、梁干乔、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为中央委员,区芳、肖冰洋为候补委员。职责分工上史唐为干事长,张特为组织部长,陆渊为宣传部长,在香港、广州、武汉、北京和哈尔滨设立分支机构,出版发行刊物《我们的话》,被称为“我们的话派”犤15犦(p.248)。1929年5月,刘仁静借由欧洲回国之机,转道土耳其,在普林基波岛(овПринкипо)会见了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并逗留一个多月,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观点,携带大量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材料回国犤16犦(pp.187~191)。同年8月,刘仁静在上海会同王文元、宋逢春、董建平、陆梦衣、段子亮等人,成立“十月社”,发行《十月》杂志。
    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与中国国内的托派组织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定期邮寄托洛茨基的最新著作、论文以及文件和书信,担任中国国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与苏联托派乃至托洛茨基本人之间的联络员。中国留学生托派还为国内托派组织筹集活动款项——每名托派成员每月从生活费中拿出50—70戈比,汇总后邮回国内。为了保密起见,他们通常将款项邮给国内的亲属并写明二次邮寄的地址,再由亲属将钱款邮给托派组织。由此可见,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为中国国内托派组织产生的策源地并为其发展提供资金和理论思想上的支持。
    对留苏教育的影响。由于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而导致了苏共对中国留学生采取行动,整肃托派成员,这次清洗由于苏联当局的官僚主义以及中国留学生内部矛盾斗争而导致扩大化,其结果是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校的党员学生有60余人被捕,70—80人被开除党籍,其余的多数党员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党内纪律处分,团员则几乎全部被开除团籍,侥幸没有被牵连的中国留学生也心有余悸,无心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团组织全部被摧毁,中国留学生管理工作几乎陷于瘫痪。
    1929年12月16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以基萨诺娃为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调查委员会提议停办中山大学,他们所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清党后的中山大学只剩下300余人,其中70%的学生患有神经性疾病和肺病,中山大学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17](pp.285~287)。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18](p.59)。由此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运动的结束,而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正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张泽宇(1973-),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留学苏联史、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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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凡西(王文元).双山回忆录[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0]俄罗斯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514,目录1,卷宗1010,文件号42、43;А·В·Панцов:Тайнаяистория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Большевикиикитайскаяреволюция(1919—1927),стр284.
[11]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第2卷.
[13]“Донбасов(赵言轻)的供诉”,俄罗斯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514,目录1,卷宗1010,文件号18;А·В·Панцов:Тайнаяистория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Большевикиикитайскаяреволюция(1919—1927),стр289.
[14]“2月8日和10日格别乌逮捕名单”,俄罗斯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514,目录1,卷宗1010,文件号73、74;“格别乌逮捕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员名单”,俄罗斯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514,目录1,卷宗1010,文件号36、37;А·В·Панцов:Тайнаяистория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Большевикиикитайскаяреволю-ция(1919—1927),стр291.
[15]“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J].北京:中共党史资料,1982,第1期.
[16]刘仁静.往事漫忆——回忆1926—1929年犤J犦.北京:人物,1996,第3期.
[17]“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71号记录”(1929年12月16日),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17,目录161,卷宗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7号记录”(1930年2月25日),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17,目录3,卷宗77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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